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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汲取思想力量——张绪文同志访谈录
2017-07-02 10:36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汲取思想力量
——张绪文同志访谈录

  张绪文

  1949年4月参加工作,195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留校从教,1978年调到中央党校。1989年晋升为教授。1990年起,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主任等职务。1996年底离休后,作为中央党校特聘教授至今。

  “深刻的哲理都不是只管一时一事,它的功效是久远的、普遍的。”

  “读经典、讲经典,需要从两方面下功夫,一是深入挖掘经典著作中深刻的哲理,二是深入思考与该哲理有关的重大现实问题。这两者的结合,是‘重中之重’,是不可以有丝毫马虎的。”

  采访者:张老师,您好!我们知道,您一直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成就斐然,是党校名师。请谈谈您学术生涯的特点。

  张绪文:谢谢来访。我生于1934年10月。1949年4月,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当时我不足15岁,只是高小毕业的文化程度。给我们讲课的有艾思奇、杨献珍等名师大家,他们是我学哲学的启蒙老师。我在革大学习4个月,1949年8月16日集体参军到了部队。在部队宣传部门工作5年,1954年,组织上送我到学校深造。先在人民大学工农速成中学补习文化,再到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人大给我们上课的许多老师在国内哲学界是有名的,如萧前、李秀林、陈先达等。1961年1月,我从人民大学哲学系提前毕业留校从教,在这所学校工作了整整10年。“文革”中,人大停办,我调到北京医学院教了8年书。1978年调入中央党校,最初的几年实际是边工作、边补课(挑灯夜战,阅读经典),在韩树英、沈冲等老专家、老教师的带领和帮助下,逐步进入课堂,承担起比较繁重的教学任务。按照学校安排,我给主体班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原著、专题三种类型的课程;参加上述三方面教学用书的编写;担任领导职务后,属“双肩挑”,做了大量教学组织和实施的工作。总之,我大半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研究,长期工作在中央党校教学第一线。

  采访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您侧重研究哪个方面?

  张绪文:辩证法。我系统地研究过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范畴,比较深入地探讨过辩证思维的实质、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历史辩证法。我对辩证法的研究,依托于经典著作,紧密结合历史和现实的实际,着眼于领导干部辩证思维能力的提高。

  采访者:您喜欢自己所学专业和所从事的职业吗?

  张绪文:当然。我钟情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博大精深,给人以智慧。我喜欢做教师,这种职业教书育人,又不断地提高和净化自己。我愿意在中央党校从教,同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领导干部一起研读经典,总结历史经验,思考重大现实问题,其乐无穷。

  采访者:那就请您谈谈如何在中央党校当教员。

  张绪文:1978年6月,我从高校调到中央党校从教,1996年底,办理离休手续,历时18年半。退下来的时候,学校领导要我写一点教学体会。我写了一篇《党校从教十八载》的文章,登在1997年5月26日中央党校校报上。这篇文章是我在教学第一线时积累下来的感受,大体讲了以下几点。

  第一,树立责任意识。我来中央党校,正值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观点的重申、一场哲学问题的讨论,开启了我国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这年年底,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和国家以这次会议为标志,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的中晚年能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大环境的改变起了决定的作用;与此相比,个人的努力总是显得微不足道。

  在中央党校从教的18年,我十分投入。这一点,自觉问心无愧。我的投入,不同于年轻时的工作热情,也不单纯是由于“工作时日不多了”所生出的紧迫感。准确地说,是对于责任的自我意识。我们的国家正处在大变革时期,我们的教学对象是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仅此两条,就可以看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和工作的分量。况且,我所从事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这门学问对身负重任的领导者的特殊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一次课后,有位学员对我说:“您给我们的不是一网鱼,而是打鱼的一张网。”这个赞扬对我来说无疑是过奖了,但我确实从中得到安慰,感到一种鞭策的力量,也意识到作为一名哲学教师应当朝着什么方向去努力。

  第二,拜学员为老师。来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除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外,不少同志还是某个方面的专家,其中一部分是有理论功底的。他们智商很高,见多识广,不乏真知灼见。教师要满足这些学员的要求实属不易。我采取的办法是:拜学员为老师。先做学生,后做先生;取之于学员,用之于学员。多年来,我在学员那里花费了大量时间。我尽可能不放过任何一个参加学员小组讨论和专题研讨的机会;我带着问题向学员调研请教,同他们促膝谈心。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付出的辛劳得到了加倍的回报。我从学员那里得益颇多。由于我比较熟悉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疑所惑、所愁所盼,所以,我可以根据课程的要求有针对性地设计讲题、内容及重点;我从学员那里吸取真知灼见,经过消化、提炼和综合,再返还给他们。说实在话,我讲课中受到学员欢迎的内容,不少来自于学员。我从内心感谢历届学员对我的帮助。

  教学相长,教师和学员两个主体能动作用的发挥,是教学的一般规律。在中央党校,由于教学对象的特点,更应遵循这个规律。一批又一批来党校学习的学员,是流动着的智力资源宝库,这是中央党校的一大优势。中央党校学员中人才济济,他们期望值高。这对教师既是挑战,又是提高的极好条件。在这所学校,教师主体作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善于开发学员的智力资源,以充实自己,并尽可能转化为与学员共享的财富。我想,这应当是中央党校办学的一大特色,是教学中的群众路线,教学中的以人为本。

  第三,讲求授课艺术。授课是教学的重要环节。好课给人以启迪和感染,听起来是一种享受。讲课也有规律可循,因此,要讲求授课艺术。

  一要精心设计。拿到一个讲题,首先应找准此课在整个课程系列中的位置,精心设计,合理布局。比如,怎样开头,怎样结尾,问题之间怎样衔接转折,理论阐发和联系实际的重点是什么;哪里以清楚明白吸引人,哪里以深刻思想启发人,哪里以生动事例感染人;什么地方掰开揉碎讲,什么地方一带而过。所有这些,都应心中有数。教师是自己所授课程的设计者。

  二要有的放矢。理论联系实际是党校的教学方针,有的放矢是每一堂课的灵魂。学员关注现实,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需要从理论上给以回答,他们的实践经验有待于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所以,授课必须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学员的思想。理论的威力应当表现在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上,学员对理论的兴趣也是由此产生的。教师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功如何,在这方面所花工夫的多少,决定着一堂课的深度、力度,能否“解渴”,有无“烙印”。

  三要深入浅出。中央党校的学员来自四面八方。他们的经验不同,岗位不同,关注点不同,原有的理论基础也不尽相同。差异性大,“众口难调”,是中央党校教学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教师讲课,无疑要照顾多数。除此而外,在授课方法上,要努力做到深入浅出,雅俗共赏。

  四要情理交融。理论课既要以理服人,又要以情感人。相比而言,以理服人是主要的,但以情感人亦不可忽视。“无情不成文”,无情不成课。

  五要举例精当。讲授理论课,少不了举例。举例不在多而在精当。所举之例应是贴切的,与所说明的道理是吻合的。所举之例应是典型的,典型之例有举一反三的效果。所举之例应是准确无误的,一例失实,听者就有可能怀疑你讲述的其他内容的准确性。所举之例最好是亲身所历,包括读书看报来的,调查研究来的,而非道听途说,这样,既保证真实,叙述起来又有情有景,易于打动和吸引人。精当的例子是精选出来的,在这方面所下功夫和所收效果成正比。

  第四,正确对待自己。在中央党校做教师,做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师,应具备良好的综合素质。其中包括:扎实的理论功底、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和熟悉、较为宽广的知识积累、理论结合实际的本领、清晰的逻辑思维、口头和文字表达的能力、朴实无华的气质和作风,等等。领导和学员对教师不可求全责备,教师对自己则应严格要求,注意综合素质的训练和提高。在这里,正确对待自己是至关重要的。

 一要审视自我。文如其人,课如其人。教师可以从自己的著述和课程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善于通过自己的“作品”审视自我,发现自己的长短优劣,不失为一条提高的途径。我常常听自己讲课的录音带,仔细推敲哪里过得去,哪里不大行;哪些道理讲明白了,哪些道理没有说透;结构布局是否合理,详略起伏是否得当;有无口误,语言表达新添了什么毛病,等等。一次课结束后,来自学员和同行的真实评价是十分宝贵的。在审视自我的过程中,要听得进逆耳忠言,吃得下苦口良药。对自己苛刻一点,有利于战胜自我,超越自我。

  二要博采众长。教师讲课,各有所长。或思想深刻,或材料丰富,或逻辑严谨,或语言明快。如能博采众长,经过消化综合,形成自己独有的风格,定能有很大提高。善集优者有优势。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应该打开门户,尽可能地学习别国、别地区的长处,一个人也是如此。门是自己打开的,不是别人敲开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文人相轻是一大忌。我时时警惕这一点。

  三要练好“结合”的基本功。来中央党校学习的学员,重在提高认识能力,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知识的积累固然重要,能力的提高更为关键。教师讲课,无论讲原理、原著还是专题,均应在帮助学员提高认识能力上下功夫。这就需要教师具备这方面的能力。理论与实际“结合”的能力,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也应是中央党校教师的基本功。没有这种基本功的教师,难以培养出具有这种基本功的学员。教师需要提高的诸多方面的素质中,“结合”能力、认识能力的提高,是最为重要的。

  四要做人和做学问相统一。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有一个做人、做事、做官的关系问题。对于教师来说,有一个做人和做学问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教师,要把这种哲学融化在血液中,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凡给学员讲的、希望他们做到的道理,教师自己要身体力行,这就是做人和做学问的统一。只有如此,在众目睽睽的讲台上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心里才是踏实的、自信的、无愧的。

  采访者:请您谈谈如何在中央党校讲经典。

  张绪文:中央党校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我讲过的经典著作有:《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谈谈辩证法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在多年教学研究的基础上,2004—2007年,我给《学习时报》理论版“重温经典”栏目写了10篇文章。下面,以《费尔巴哈论》为例,我就如何把经典课讲好,谈点粗浅体会。

  第一,把经典著作中的经典思想、经典理论讲深讲透。原著、原理、专题三种类型的课,各具特点,各有千秋。原理课理论观点全面系统,专题课现实针对性强,原著课则以讲深讲透经典著作中的经典思想、经典理论取胜。这种类型的课合不合格,对学员有无感染力,能否有醍醐灌顶、振聋发聩的效果,关键在此一举。没有经典思想、经典理论,不成其为经典著作。教师要在挖掘经典著作中的经典思想、经典理论上下苦功夫。

  我给《学习时报》写的介绍《费尔巴哈论》的文章,题目叫作“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副标题是“《费尔巴哈论》的魅力”。文中说道:“《费尔巴哈论》包括丰富的内容。比如,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概括和全面阐述,关于发现唯物史观的历史回顾和重大意义的阐述,等等。如果问:《费尔巴哈论》的魅力何在?什么东西使得这部书具有一种震撼力、感染力,使人读后终生难忘?我认为是该书所深刻论述的辩证发展观,恩格斯称之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请看如下铿锵而深邃的文字:‘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的观念。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

  事物是运动、变化、发展的,这不是尽人皆知的普通常识吗?何以称为经典?是的,把世界看成运动、变化、发展的观点,古已有之。古希腊有“一切皆流,无物常驻”,“我们不能两次走下同一条河”的名言;中国古代也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说法。欧洲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自然科学诸多领域新成果的出现,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发展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黑格尔成为那个时代辩证法的集大成者,不是偶然的,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世界观的时候,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那么,什么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呢?恩格斯明确地指出:“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以来的整个运动的完成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但是,黑格尔本人“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作出这个结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黑格尔的方法和体系是矛盾的。方法是辩证法,发展是无限的,不能有终点;按照体系的要求则要有终点,认识、历史都如此。他的方法代表革命的方面,体系代表保守的方面,体系占了上风,方法被窒息,方法为体系服务,得出保守的结论。

  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对我们的思想启示是什么?以往的哲学家都希望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绝对真理体系,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矛盾。事实证明,这是办不到的。所以,旧哲学应该结束了,哲学面临着革命变革。

  黑格尔是不可多得的辩证法大师。马克思说过:“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是头足倒置的。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在对待自己学说的问题上,黑格尔形而上学了。这不能不说是这位辩证法大师、大思想家的悲剧。把辩证法奠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用发展的观点观察自然和社会,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和对待自己的学说,这是马克思哲学学派的独到之处,是以往的哲学家们无法与之相比拟的。

  总之,如果一般地说到运动、变化、发展,那的确属于一般常识性的问题。如果放在哲学发展的历史中,放在马克思、恩格斯同黑格尔有关发展思想的比较中,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继承与变革的关系中,去细细地品味恩格斯的有关论述,那的确会感悟到经典思想的博大与深邃。这恐怕就是原著与原理、经典思想与一般常识的区别。

  第二,用心处理好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际的关系。《费尔巴哈论》写于1886年,是恩格斯晚年的作品,距今100多年了。那时是蒸汽机时代,现在到了信息时代,时过境迁。这样,就有一个昨天和今天、历史和现实、当时所阐述的理论同今天的社会实践的关系。所以,课程一开始我就强调,读原著要“钻得进去,跳得出来”,“读的是一百多年前的书,想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事”。深刻的哲理都不是只管一时一事,它的功效是久远的、普遍的。从哲学层面看,历史感与现实感本来就是内在统一的。历史积淀下来的精华,一定是对今天有启示的。20世纪80年代,中央党校一位学员深有体会地说:“《费尔巴哈论》问世差不多一个世纪了,但是经典著作毕竟是经典,它的深刻思想给予我们的启迪,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积累,我们愈来愈感到掌握科学世界观的重要。”读经典、讲经典,需要从两方面下功夫,一是深入挖掘经典著作中深刻的哲理,二是深入思考与该哲理有关的重大现实问题。这两者的结合,是“重中之重”,是不可以有丝毫马虎的。

  中央党校复校不久,在我下班的时候,一位学员用手指着《费尔巴哈论》中关于辩证发展观的论述,说了一句话:“读这样的书,有一种启蒙的作用。”我反复想,他何以发出这样的感慨?除了唯物辩证法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功能,或许同下述两种情况有关。其一是,马克思恩格斯逝世100多年来,实际生活发生了他们难以想象的剧烈而深刻的变化。这包括: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以及他们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所经历的风风雨雨;资本主义世界也出现了许多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新特点。马克思主义需要有一个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邓小平发出这样的警示:“一切墨守成规,只能导致失败。”其二是,多年来,我们对蕴涵辩证本性的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形而上学的态度。当人们对历史进行反思的时候,重读闪烁着辩证法光芒的《费尔巴哈论》,的确有豁然开朗之感,有受到一次启蒙教育之感。是的,我们的导师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奢望建立终极真理体系,马克思主义不是终极真理体系。他们的学说要随着科技的发展,实践的发展,人类文明成果的积累,不断充实自己的内容。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正是由于有这种品格,马克思主义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同样,坚持辩证哲学的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的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总之,讲《费尔巴哈论》一书的辩证发展观,如果能够联系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机和活力等重大实际,是不是会使学员有豁然开朗之感,并从中感悟到经典著作中经典思想的弥足珍贵。

  2003年,我给中央党校中青班讲《费尔巴哈论》。全部课程结束后,学校领导召开小型座谈会,向学员征求对教学的意见。会上,一位学员说:“如果像张绪文老师这样讲《费尔巴哈论》,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作为从教几十年的老教师,听到这个反映,我感到欣慰。

  (访谈整理:单 玉 殷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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